彭文生：共同富裕就是要从金字塔型社会迈向橄榄型社会

题目:共同富裕就是从金字塔社会走向橄榄社会。

共同富裕既是分配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关键目标是建立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所谓共同富裕，就是从金字塔社会走向橄榄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应该没有人不同意，但现实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操作是有争议的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收入分配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市场经济活动形成初次分配，财税制度安排是再分配或二次分配，即通过对高收入群体征税提供公共产品，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最近几年来，通过公益和慈善活动进行的三次分配也引起了关注，但规模很小

一个基本共识是，市场分配中效率优先，二次分配中强调公平，但不同国家侧重点不同也是市场经济虽然美国的税收比欧洲更累进，二次分配更强，但欧洲的贫富差距更小区别在于市场分布例如，二战后，德国建立了共同管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大公司的董事会有工人代表，占投票权的一半，增强了工人的谈判地位

准确理解市场力量

美国和德国的例子表明，市场经济不是单一的模式，它的运行受到包括各国法律和政策在内的一些规则的制约如何理解市场分配的机制过去几十年的主流思想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市场假说基于完全信息，每个人的理性决策和充分竞争带来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按照对生产的贡献来分配收入

可是现实中，市场并不像教科书上描述的那样完美在某些方面，资源的配置既不有效也不公平，这就需要政策干预比如纠正一些具有外部性或溢出效应的市场经济活动，促进竞争

导致市场失灵的另一个因素是垄断和不公平竞争市场势力的增强不仅损害效率，也不利于公平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的劳动收入比重减少，资本回报比重增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拥有市场支配力的企业比例增加了哪些因素导致市场势力的增强首先，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服务业比重增加可是，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低于制造业，在空间维度上的竞争有限服务不能储存，削弱了跨期竞争其次，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增加平台企业的市场势力最后，数字经济使得差别定价成为可能，歧视性定价损害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除了上述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势力问题，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通常在政府补贴，优惠便捷的融资，土地资源和矿产资产的使用等方面具有优势，有助于公益性国企更好地发挥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但对于竞争性国企来说，则意味着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落实最近几年来政策部门提出的竞争中立原则基本要义是，政府行为对竞争性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的影响应该是中性的竞争中立不是针对所有权，而是针对任何依靠歧视性政策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的企业

就当下而言，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也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金融和创新经济是两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领域

改善金融结构

有效地将金融储蓄转化为投资，以支持经济增长可是，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资本支出/GDP基本稳定，而信贷/GDP持续上升，或者说信贷的单位产出下降与此同时，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明显扩大在中国，房地产和信贷在过去20年里是相辅相成的在金融周期的上行阶段，房地产价格和债务大幅膨胀，对效率和公平产生了不利影响

房地产的过度金融化也威胁着民生和公平，加剧了代际，城乡，区域的差距住房结构不合理，公共住房供给不足，直接影响年轻一代和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也加剧了财富差距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贫富分化反过来促进债务膨胀收入分配差距导致中低收入群体为了维持消费水平而增加负债公共政策面临社会压力，有所作为的一个方面是改善低收入群体的融资条件和金融服务

改善金融结构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不仅会提高效率，还会促进公平第一，建立房地产新的发展模式，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增加保障性住房，通过房地产税抑制房地产金融化二是推进产融分离，分业经营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规范产业资本持有银行等金融机构股权的监管措施陆续出台非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框架逐步形成，互联网金融监管得到加强

产融分离实体金融，金融内部分业经营，有利于阻断政府信用担保从银行向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延伸，有利于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

正视知识经济

数字经济的新模式以及相关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竞争，数据复制和传输的成本几乎为零，这使得数字经济比传统经济更容易通过增加规模和扩大范围来提高效率突出的载体是平台经济平台企业服务于双边甚至多边市场，形成连接生产者，消费者，R&D等的生态系统，从而提高效率

但数据的产权是排他性的，两者结合导致市场势力甚至垄断反垄断应该着眼于消除和控制那些可能固化市场力量的力量，金融的作用是一个关键因素是金融牌照经营，有政策设计的准入门槛，享受一定程度的政府信用担保数字平台企业本身具有规模经济，数字平台与金融的结合会固化市场力量，阻碍竞争因此，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关键是产业与金融分离，严格隔离风险，防止监管套利

技术进步包括数字经济发展引起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过去，中国农村需要大量劳动力来解决温饱问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后，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比如制造业冰箱生产效率提高后，剩余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

这些经济结构变化是合理的，但要注意一些可能的扭曲因素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数字经济提升效率潜力巨大，土地不可再生资源投入只会导致价格上涨，而不会提高整体社会福利如果将发展数字经济的收益用于购买供应有限的土地，推高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不仅会损害创新，也不利于公平

因此，公共政策需要引导技术进步的收益投资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效率提高缓慢，但对社会有益

清晰的政府边界

一是改善收支结构。

我国财税体制有三个特点:税收中间接税比重高，支出中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比重低，地方政府财政监管机制不完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提出要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从提高直接税比重来看，所得税调整空间有限未来增加直接税的主要途径将落在财产税上，包括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

改善财政支出结构，需要增加转移支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保障支出，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支出这是帮助低收入群体，降低阶层固化风险，促进公平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同时，在知识经济日益重要的今天，增加R&D等无形资产的投资支出，将对民营企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对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的投资有利于提高未来劳动力的技能，竞争力和生产力。

二是重视公共债务的作用。

当经济周期下行或经济遭遇重大冲击时，财政可以通过借钱来减税和增加转移支付，促进总需求的增长为应对百年一遇的疫情影响，政府增加债务支持受灾企业和个人，既体现了社会保险功能，也有助于防止经济陷入休克，损害增长潜力

分析债务可持续性的一个宏观视角是比较国债利率和经济增长率前者是财政的融资成本，后者代表税基的增长如果I < G，给定的债务规模在未来收敛，或者债务是动态有效的经验表明，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融资成本小于经济增长率，中国也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表明，资本回报率，即I和风险溢价之和大于经济增长率，导致劳动收入比重下降，这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如果政府债务促进了长期经济增长，降低了全社会的风险溢价，既促进了效率，也有利于公平明显的例子包括政府部门增加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基础研究等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公共部门增加了债务，以鼓励生育，减轻育儿负担这样增加的孩子20年后成为劳动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就能还清债务

另一个例子是规范金融机制，以降低风险溢价和异常高的资本回报率我国国债和地方债的利率在3%左右，而城投公司债的利率高达8%~10%较大的利差凸显了现有借贷机制的低效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使得投资者获得超额收益，即超过其实际承担风险的收益将隐性政府债务转化为显性政府债务，可以有效降低融资成本，促进效率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