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贵伦：真正考验一个城市的是基层基础

宋贵伦:真正考验一个城市的是基层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北京市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会长。曾任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北京社会建设导论》、《十年磨砺与建设:社会建设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研究》、《回归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四十年》、《中国社会建设现代化之路》等。

在北京新一轮疫情防控中，平时并不明显的社区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物资保障到全员核酸检测，从招募志愿者到为居民买药...

两周以来，一批被控制、被封的小区运行平稳，居民“静止”了，但他们的生活并不静止。便宜的食物和蔬菜就在门口，随时可以买到。生病的人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和必要的药物。这一切都与无数社区工作者夜以继日的努力息息相关。数据显示，在北京每个社区，平均有13名以上的社区工作者。是他们，在抗击流行病的艰难关头，让社区平稳顺利运行。

如此强大的社区力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他们在疫情中的表现会给当今防疫常态化的社会带来怎样的启发？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贵伦。

社会建设是应对疫情常态化的根本保障。

新京报:在北京的这一轮抗疫工作中，充分发挥了社区的力量。你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吗？

宋贵伦:在众多城市中，北京在应对疫情防控方面较为积极。其中，及时正确的决策是关键，而坚实的社会建设基础是根本原因。不仅是这次，北京前几轮抗疫都是如此。高效、准确、有力的社区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京报:为什么你认为社区工作是根本原因？

宋贵伦:疫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很多城市暴露出城市治理的弊端。这其中，虽然有行政决策权和执行力的问题，但深层次原因在于社会建设的基础性短板。

10年前，我们制定了一套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一直在全国进行跟踪研究和评价。疫情爆发后，我们发现了几个共同特点:一是疫情爆发点多在城乡接合部、老旧小区等区域。这些地方人口结构相对复杂，城市管理薄弱，社会建设落后，是疫情防控的“软肋”。二是疫情防控相对困难的城市。数据显示，恰恰是社会建设相对落后、社会治理指数较低的城市。三是在疫情防控上，一些地方难以做到社会的“全响应”，政府、社会、市场的合力不足。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没有对社会建设部门进行综合协调，社会建设工作没有形成全面覆盖、整体推进的工作体系。

社区建设的北京故事

新京报:北京强大的社区力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宋贵伦:早在2007年，北京就成立了社工委，推动社区建设是最重要的工作。当时的既定目标是“三位一体”:一是有办事的地方，按照不低于350平方米的标准彻底解决社区办公用房问题；二是有办事经费，保障社区工作经费；三是有人做事，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还有“标准化”，即社区工作标准化，社区党委、居委会、服务站有明确的工作职责和规范。200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等“1+4”文件，形成了一套从纵向到横向的社会建设全覆盖体系。其中，社区建设是重点。加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站三驾马车建设，形成社区党建、社区自治、社区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将党领导下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互动的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使社区真正成为“小而全”的居民社区。党支部建在社区，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管理实行网格化。

新京报: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哪些方面加强了社区建设？

宋桂伦:介绍一组数字:目前北京3422个社区共有专职社区工作者44800多人，平均每个社区13人以上，平均年龄39岁。其中92%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55%以上是党员。其中40%以上取得了人社部、民政部颁发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北京一直坚持对社工进行专业培训。经过多年的努力，北京已经建成了一支政治强、专业精、能吃苦、信得过、有用、离不开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疫情防控，两个战场最重要，两个队伍最可敬。一个是救护战场的医务工作者和防疫工作者，一个是社区防控战场的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

现代社会中的基层力量

新京报:为什么社会各界在抗击流行病的斗争中表现出如此大的力量？

宋贵伦:多年来，北京重视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自1998年以来，连续召开了五次城市管理会议，推动街道和社区的改革和创新。2007年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持续推进这项工作，用了20年才建成，不是一年。街道建得越多，社区就越强大。

新京报:现在的社区居委会有什么特点？和之前的居委会有什么区别？

宋桂伦:过去居委会是基层组织建设的范畴，更多的是一个组织概念，较少的是社区服务治理职能。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市场化、社会化、流动性的加快，特别是2000年民政部将居委会界定为社区的单位后，社区居委会的社区服务治理事务越来越多。现在，社区居委会不仅是基层组织的概念，也是城市基层服务治理的概念。

新京报:社区工作者的地位如何？

宋桂伦:因为社区是自治组织，社区工作者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组织，而是劳动合同制。他们与所在街道办事处签订劳动合同，工资以本市社会平均工资标准为准。这是北京和上海的做法。

新京报:社区工作者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加班加点很正常。有人认为社区工作者待遇不高，负担过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宋贵伦:北京的社区工作者待遇不低也不高。说“不低”就是底薪不低。十几年来，社区工作者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从2008年的平均每月800多元提高到2018年的8000多元，这是全市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说“不高”是指除了基本工资，其他补贴都不高。扣除“五险一金”，你拿到的钱不高，实际劳动付出与实际报酬的比例不够高。但我相信政府会一直重视改善社区工作者的待遇。

新京报:有人认为社区工作者晋升渠道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宋桂伦:2015年北京市委市政府社会体制改革文件明确提出，优秀的社区党委书记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2019年，北京首次在全市招聘39名社区书记，进入机关事业单位。这打破了晋升的天花板，是历史性的突破。但是也要看到，目前招募的人数还是很少的。从我个人的建议来说，应该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规模化，让更多优秀的社区工作者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应该有一个强大的社区工作者团队。

新京报:北京在疫情防控方面提供了怎样的经验？

宋贵伦:疫情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当疫情来临时，真正考验一个城市防控能力的是党和政府号召社会是否“全力响应”，社区工作能否“给力”。北京是个大城市，但这两年多来，在几波疫情中，北京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居民能过上正常的生活，社区能有序运转，都离不开有一支优秀的社区团队。

新京报:你对社区建设的未来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宋贵伦: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完善制度和政策；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让政府、市场、社会进一步形成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三，要进一步夯实基础，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自治要落地生根，要有用，要有效，特别是要有一支优秀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国家“十四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要实施大学生社会工作计划，推进社区工作者专业化、专职化进程。这些其实都是北京的经验，应该在全国推行。

新京报:有具体目标吗？

宋桂伦:“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每个万人以上社区至少配备18名专职社区工作者。就全国而言，差距还是很大的，北京还有提升空间。在疫情常态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今天，这个目标和任务要抓。